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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响中国的一百本书----五十四:《通鉴纪事本末》  

2014-12-28 10:29:24|  分类: 【影响中国的一百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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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十四:《通鉴纪事本末》


第一部纪事本末体史书

  开创以"事"为纲的本末体史书——《通鉴纪事本末》的作者是南宋的袁枢。袁枢(1131-1205年),字机仲,南宋建安(今福建建瓯)人。宋孝宗隆兴元年(1163年)中进士,历任温州判官、严州教授、太府丞兼国史院编修、大理少卿、工部侍郎兼国学祭酒、右文殿修撰、江陵知府等职。他晚年喜易,著有《易学索引》、《周易辩异》等书。

  《通鉴纪事本末》是袁枢在严州任教授时所撰,这时由于职掌清闲,可以从容论著。袁枢与朱熹、吕祖谦和杨万里是同时代人,这时的社会经济和学术文化都有一定的发展,但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却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,这一现实,对于抱有"爱君忧国之心,愤世疾邪之志"的袁枢来说,只有像司马光那样,拿起史笔,来抒发自己的报国忧民之情。

  袁枢为人正直,对政治腐败,朋党互争,压制人才等丑恶社会现象是很不满的。当他为国史院编修官,分配负责撰修《宋史》列传时,北宋哲宗时"奸相"章惇的子孙,以同乡关系请袁枢对章惇传加以"文饰"时,袁勃然大怒说:"子厚为相,负国欺君。吾为史官,书法不隐,宁负乡人,不可负后世天下公议!"(《宋史·袁枢传》)当时宰相赵雄"总史事",听到后即称赞他"无愧古良史"(同上)。

  当时现实政治的直接刺激,是袁枢编纂《通鉴纪事本末》的原因之一,给内外交困的赵宋封建政权提供安邦治国的药方。另一个原因,是为了解决读《资治通鉴》的困难。由于《通鉴》记述了1300多年的史实,取材宏富,但它只是每年记述,对于一件事情连续好几年的,它未能连贯记述,如果要了解其全貌,就要翻阅好几卷,读者很不方便。据说,《资治通鉴》修成后,司马光希望写作班子以外的有关人员再看一遍,但使他很失望,只有一个名叫王胜之的借去看了一遍,别的人面对这部巨著,有的只翻了几卷,有的只看了几页就不想再看了。由此可见,《通鉴》由于篇幅太大使人阅读困难。司马光本人也感觉到这一难处,他晚年时曾经想另写一部《资治通鉴举要历》,把《资治通鉴》简化一番,但他老了,已力不从心,结果没有完成。

  袁枢根据《资治通鉴》记载的重要史实,以事件为中心,按照《通鉴》原来的年次,分类编辑,抄上原文,把司马光的史论也抄上,每事标以醒目的题目,而袁氏本人没有发表意见,也没有加上一句话。这样,共编集了239个事目,始于《三家分晋》,终于《世宗征淮南》,记述了1300多年的史事,共42卷。袁氏虽然只用了大约两年的时间编写《通鉴纪事本末》,但他熟读《通鉴》却花了不知多少年的时间。他不但要熟读《通鉴》,了解其全部内容,还要吃透司马光的史学见解。

  袁枢跟司马光一样,始终恪守"专取关国家兴衰,系生民休戚,善可为法,恶可为戒"的原则。因此他在编立标题,抄录史料时,对于灾异、符瑞、图谶、占卜、鬼怪等绝少加以采用,即使稍有涉及,也是作为起警戒作用而引用的。这种反对天命论神学,而重视社会现实的史观,在当时无疑是进步的。对于统治者袁枢是提出警告的,如袁枢在《通鉴纪事本末》卷三《武帝惑神怪》中抄录了"臣光曰",批评了汉武帝"穷奢极欲,繁刑重敛,内侈宫室,外事四夷,信惑神怪,巡游无度,使百姓疲敝,起为盗贼"。由此可见,袁枢是有自己的政治见解的,这正如朱熹所说的,袁枢"其部居门目,始终离合之间,又皆曲有微意。"(《朱子大全》卷81)所谓"微意",就是指袁枢的政治观点。袁枢把有关封建政治的主要问题,如杨万里(与袁枢同为太学官)所举的内容,"曰诸侯,曰大盗,曰女主,曰外戚,曰宦官,曰权臣,曰夷狄,曰藩镇"(《通鉴纪事本末叙》)之类,都作为全书的基本内容,使它成为当时及后世君臣的鉴戒。袁枢还十分重视汉族政权的恢复事业,对于"祖逖北伐"、"宋明帝北伐"等,大书特书,而对于进据中原及举兵南犯的少数民族上层统治分子,则视为"石勒寇河朔","赵魏乱中原"。当参知政事龚茂良得到《通鉴纪事本末》一书时,立即推荐给宋孝宗。宋孝宗阅读时,赞叹地说:"治道尽在是矣。"(《宋史·袁枢传》)

  孝宗命令摹印十部,以赐太子和江上诸帅,命熟读之;还提升袁枢为大宗正簿。

  袁枢最大的贡献,是开创了以纪事为主的本末体,实现了史书编纂体的突破,从而出现了编年、纪传、纪事本末三足鼎立的体例。以"时"为中心的编年体和以"人"为中心的纪传体各有千秋,而检索不便则是它们的共同缺点。而袁枢创立的以"事"为中心的纪事本末体裁,却弥补了编年与纪传体的不足,因而丰富了史学内容,正如清代著名历史学家章学诚所评论的那样:"因事命篇,不为常格,……文省于纪传,事豁于编年,决断去取,体圆用神,……故曰:'神奇化臭腐,而臭腐复化为神奇'。"(《文史通义·书教下》)章氏的评论是正确的,袁氏创立的纪事本末新体裁,的确是对中国历史编纂学的一大贡献。

  虽然《通鉴纪事本末》原抄《资治通鉴》,但对《通鉴》的校勘却起了一定的作用。由于《通鉴》流传已久,传抄刻印,难免会有错误。所以我们读书时,可以把两书互相校勘。

  清代的张敦仁曾经用《通鉴纪事本末》大字本(即湖州版本;

  严州版本字小,又叫小字本),和明代万历年间杭州所刻《资治通鉴》元注本互校,校出异文3000多条,写成《资治通鉴刊本识误》3卷,后来章钰撰写《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》时,把张敦仁校勘《资治通鉴》的异文而无别本资印证处,列为附录。1957年由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标点本《资治通鉴》,除了章钰书中重要校勘都收入本书做注文外,还选录了张敦仁书中的一些校勘做为注文。这就使标点本《资治通鉴》成为现有较好的一种版本。

  《通鉴纪事本末》也有它的缺点。首先表现在取材上,因《资治通鉴》本来就是一部政治史,关于经济、文化方面的记载比较少。袁枢所取资料,不过是有关诸侯、"大盗"、女主、外戚、宦官、权臣、"夷狄"、藩镇之类,其他史事,多略而不书。这不能不是一个欠缺。另外,它囿于《资治通鉴》范围,多属照抄,没有自取的第一手材料。总之,《通鉴》有的,它不一定都有,《通鉴》没有的,它也没有。其次,《通鉴纪事本末》记述的事与事之间没有联系,对于整个历史不能勾划出一个发展的线索,因此,它只能记述了"治乱兴衰"的现象。

  还有,《通鉴纪事本末》具有明显的敌视农民起义和大汉族主义的思想。例如,对于农民起义,多称为某某之乱(如"黄巾之乱");汉族统治者和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,往往用"讨"、"平"一类的字样。

  《通鉴纪事本末》,宋本共42卷,明末张溥(字天如,江苏太仓人,复社领袖)曾就《通鉴纪事本末》各篇,写成史论若干篇,附在各篇之后。这两种版本,一种有论,一种无论,还是容易区分的。

  在袁枢的影响下,明、清两代许多学者仿照他的体例编纂了不少纪事本末体史书。例如:《绎史》、《左传纪事本末》、《宋史纪事本末》、《元史纪事本末》、《明史纪事本末》,等等。





 作者:张秀平 王晓明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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